1955年仲夏，北京大学红楼的走廊里回荡着一个声音——“人口必须算大账。”把最新整理的普查材料摊在桌上，眉头紧锁。彼时中国刚从战火与饥馑中挣扎而出，恢复建设刚见起色，却马上被另一个数字难题包围：六亿同胞之后，增速还在攀升。很多人兴奋地把庞大人口视作“人多力量大”的证据，然而在马寅初看来，这股势头若放任不管，潜伏的代价会在二三十年后全面爆发。
第二次人口高峰的蛛丝马迹很快显现。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直言“多生并非多福”，主张晚婚、节育与提高人口素质。当时的言论环境并不宽松，不少人把他的警告当成杞人忧天。可他手里的数据很固执：仅1954到1957年，全国总人口年均净增超过一千万。哪怕是最乐观的粮食产量预测，也赶不上这么快的嘴巴。有人私下质疑：“咱家地大物博，怕啥？”马寅初轻轻摇头，“地再大，耕地不会自己长出来。”这句话后来被学生写进了日记，如今读来仍然扎心。
接下来的十余年，历史按下快进键。1962年到1966年迎来“婴儿潮”，累计出生二亿多人，平均生育率一度飙到每名妇女六七个孩子。城市里还能靠配给票勉强维持，乡村却已显露粮草告急的端倪。若无任何限制，按照当时粗略推算，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口极可能突破二十亿。那意味着什么？仅就口粮而言，每人每天多吃一两粮，全国一年就得额外准备三千多万吨，相当于再造两个中等省份的粮食产量。更别说教育、住房、公共卫生一连串配套支出。
1970年前后，决策层开始正视“人多”的沉重账本。1971年，周恩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的概念，随后卫生部总结出“晚婚、晚育、少生”的三字诀。可在田间地头，很多乡亲还是摇头：“多养个孩子就是多双劳力。”为了破解观念困局，地方干部跑村进户，甚至请出早生多难的老产妇现身说法。宣传单和大喇叭里“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口号此时才逐渐有了响度。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挂牌，1982年《宪法》正式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写进总纲，标志着调控进入法制化阶段。此后数十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路下行：从1970年的百分之二点七五降到世纪之交的不足百分之一。资源占用压力显著缓解，中小城市的人均绿地增加，儿童入学率走高，大规模贫困地区开始出现劳动力向东部工业区有序转移。可以说，社会面最常见的那些公共服务——九年义务教育、合作医疗、低保——若没有相对可控的人口规模，就会是一纸空谈。
假设历史拐了个弯：马寅初沉默，计划生育不曾启程，那条抛物线往上疯涨会把国家带往何处？一是粮食。按照1950—1980年间年均二点三的自然增长率推算，至2010年前后全国人口会在二十亿左右。同期耕地面积却在城市扩张中锐减，亩产再高也难填缺口。结果无非两条路：大量依赖进口，或大规模开垦边际土地。前者受国际市场制约，后者带来生态恶化，成本都极高。
再看教育。若学生人数按比例翻倍，但财政蛋糕并不会同步做大，师资、校舍、教材都难以跟上。师生比下降、升学率跳水是大概率事件。技能培训不足，青年群体就业竞争白热化，社会流动受阻，基层矛盾易发。一个简单的逻辑：九十年代初，每年大学招生二十多万已让人欢呼；若人口更庞大而教育资源不变，那些被挤在门外的年轻人将何去何从？
环境也撑不住。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一米已令人忧心，若用水需求再翻倍，今天的华北恐怕早已塌陷一大片。河流断流、湖泊萎缩、雾霾常驻，这些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人水矛盾”在土地上的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生育的缺席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在传统“传宗接代”观念主导的年代，女性大多把自我牺牲视作本分。多胎频产让她们难以脱身进入学校和工厂。假如这种格局延续，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大概率低于目前的百分之六十水平，整个社会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都会受挫。
军事与国防也要付出代价。庞大人口虽可供给兵源，但装备、训练和后勤都要金钱堆砌。更何况常备军规模过大意味着巨额财政负担，而现代战争靠的是科技与后勤。无节制的人口扩张很可能把国防现代化所需的科研资金挤压得所剩无几。
经济角度再推演一下。如果到二十一世纪初人口已超二十亿，而劳动力红利尚未变现，一二线城市房屋供给恐怕早就“捉襟见肘”。原有的城市交通、供水、电力网络面临崩溃风险。没有足够财政余力升级基础设施，则容易陷入“城市病”死循环。
有人或许会说，市场更大就意味着更强的消费潜力。但别忘了，人均可支配收入若被稀释，终端需求难以释放，反倒可能进入“低工资—低消费—低技术”陷阱。换言之，人口红利的转化，需要前期对教育、医疗、科技的巨额投入。若“人海战术”占据资源，那条产业升级之路就会越走越窄。
当然，计划生育本身也带来新的难题，譬如老龄化提前到来、劳动力紧缺、性别比失衡等。这些问题复杂而沉重，学界仍在探讨应对之策。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若当年放任人口狂奔，如今所面对的不是“如何养老”，而可能是“如何吃饱”。二者孰轻孰重，并不难分辨。
历史没有如果，可思考“如果”能提醒后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平衡，也能说明政策抉择背后常有艰难取舍。马寅初当年不合时宜的呼声，配上后来国家层面的果断决策，让中国在资源约束与人口海啸之间，勉强搭起了一座可供迈向现代化的桥。倘若那一声“人口必须算大账”没有说出口，桥或许根本无从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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